故也。足则吾能激之矣。《礼记•礼运》也载孔子说：“吾欲观夏道，是故之杞，而不足徵也，吾得《夏时》焉；吾欲观殷道，是故之宋，而不足徵也，吾得《坤乾》焉。”《夏时》，即夏代观象授时、颁历布政的历书；《坤乾》，论者以为是殷易《归藏》，属于占筮和哲理书。可惜反映夏殷的历史不多，对考察夏殷礼制帮助不大。后来孔子为观周礼而作的洛阳之行，却让他大开眼界，受益匪浅，终生受用无穷。史载孔子好学深思，在知识和修养上很快便成熟起来，蜚声贵族社会，甚至国君也有所耳闻。孔子19岁取妻，20岁得子，昭公特赐双鲤。孔子荣之，名其子曰孔鲤，字之伯鱼。大夫孟僖子称赞孔子是圣人之后，其后必达。临死，又将两个儿了孟懿子和南宫括送到孔子处学礼。僖子之子向鲁昭公进言，请求资助孔子前往洛阳考察周礼，昭公欣然许之，与车一辆、马两匹、僮仆一双。洛阳，营建于西周初年，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，定都于是，至此建都已达200余年，衣寇文物，甲于天下。孔子来到天下共主周天子的都城，目睹其琳琅满目的文献、文物，当年西周盛世仿佛就在眼前，由衷赞叹说：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！”(《八佾》)更加坚定了追求周礼、复兴周礼的信念。据说孔子在这次访问时见到过中国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——老子。老子，名聃，楚人，当时正作周藏室史(国家图书馆馆长)。老子是道家的始祖，与孔子积极求知和汲汲救世的精神相反，老子对当时江河日下的社会彻底地失望了，主张无为无欲、绝圣弃智。老子长于孔子，在孔子告别时，曾语重心长地告诫：“富贵者赠人以财，仁者赠人以言。我不能富贵，姑且冒充仁人送你几句话。你好古敏求，这是好事，但切不可照搬古代。世上有的人，虽然聪明深察；却往往难免钺斧之诛，只因好议人之是非；虽然博辩宏大，却不能保全首领，只因好发人之隐恶也。身为人子不可自私，身为人臣也不可自私。”这番话对孔子“信而好古”而不泥古的为学风格、“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”的君子风采，以及奋身救世、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形成，无疑是有帮助的。难怪他要感慨万端地说：“世界万物中，鸟飞于天，可以张罗以捕；鱼入于渊，可以结网以渔。因为它们都是有形的东西。只有龙，乘风云而上天，千变万化不可捉摸。吾今日见老子，晃洋渊深，其犹龙耶！”(《史记•孔子列传》)

　　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孔子精通了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“六艺”，知识全面，德行高尚。射，即射箭，他技高艺深，曾“射于瞿相之圃”，赢得“观得如堵墙”(《礼记•射仪》)。御，即驾车，孔子非常娴熟，常常自矜为看家本领。曾有人赞曰：“大哉孔子！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孔子谦逊地说：“吾何执？执御乎？执射乎？吾执御矣！”(《子罕》)可见孔子对执御还是十分自信的。数，即计算。孔子长于斯道，后来他作季氏史，能做到帐目清楚，收支平衡(“料量平”)，与这一修养自然分不开。书，即书法，更是读书人的基本功。致于礼乐，则是孔子兢兢以求，乐此不倦的专业特长。礼乐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，在孔子以前有人将它分成礼和仪(又称数)，并出现了只重形式(“仪”、“数”)不重内容(“礼”或“义”)的倾向。任何一种制度设施、行为规范都是在特定精神和原则指导下制定和形成的，每一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内容，礼乐也如此。如果抽掉了礼乐制度的内容，礼乐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孔子看到了这一点，强调礼乐形式与内容的统一。一方面，他对礼乐形式的研究十分精到，频频赢得“知礼”。“博学”之赞，令一些不知礼的贵族钦羡不已。他利用自己的专长，常常为乡亲或贵族们主办典礼，冠婚丧祭，无所不能。孔子还作为一位艺术家对礼乐进行了演习。他的礼乐素养极高，言谈举止，既合乎身份，又合乎场合，举止翩翩，文质彬彬，那简直就是文明礼貌的化身！他对音乐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和欣赏能力，曾描述音乐的演习过程说：“乐其可知也，始作翕翕然热烈，放开后纯纯然和谐，皎皎然清晰，绎绎然不绝。至此便大成了。”(《八佾》)他曾问《韶》于齐，陶醉于美妙的音乐之中，如醉如痴，竟“三月不知肉味”(《述而》)！这使他声名雀起，不少有志青年集中到他周围，追随他学习礼乐。另一方面，孔子更注重礼乐内容的探讨。他发现无论礼也好，乐也好，都有一个“一以贯之”的实质精神，即对人类普遍的友爱和对社会的维系作用，即“仁”“义”。认为仁义是礼乐的内容，礼乐是仁义的形式，仁义礼乐互为表里，相互为用。他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(《八佾》)“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。”(《卫灵公》)强调了礼乐形式和内容的统一，并提出礼乐与仁义相结合，这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，在礼乐修养上高出伦辈和前人的地方，他认为，人间缺少爱，故需要仁；社会没有秩序，故需要义；各个等级都没有合理的行为准则，故需要礼。只要将仁义礼乐切实地推行于天下，天下就走上了有秩序和谐的正常轨道。这就是他仁、义、礼三位一体的思想；也就是他以礼治天下的政治思想。

　　完成“六艺”学习，大约在孔子30岁左右。他曾自称“三十而立”(《为政》)。又说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(《秦伯》)；“不学礼，无以立”(《季氏》)；“不知礼，无所立也。”(《尧日》)可见，“立”的内容是“礼”，既然是“30而立”，那么他30岁时无疑已掌握了以礼乐为核心的“六艺”，应该说已具备进入贵族社会的全部本领了。因此，鲁昭公、孟僖子等也都很欣赏他。但是当时公室早就成了空架子，身为一国之君的鲁昭公也没有用人的实权。孔子曾感慨：“禄之去公室五世矣，政逮于大夫四世矣。”(《季氏》)鲁国有势力的三家大夫，即孟孙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，他们是鲁桓公支裔，世称“三桓”。三桓分掌鲁国军事和财政，“三分公室”。其中季孙氏实力最强，是鲁国的首席执政，进退人物，上下其手，权倾一时。也许是为了取得季孙氏的保举，孔子曾给季孙氏当过家巨。《孟子•万章下)说：“孔子尝为委吏矣，曰：会计当而已矣。尝为乘田矣，曰：牛羊茁壮长而已矣。”《史记》说：“孔子贫且贱，及长，尝为季氏史，料量平；尝为司职吏，而畜蕃息。”季氏史即委吏，掌管委藏工作，即后之司仓氏、司庚氏，掌保管、出纳；司职吏即乘田，掌管田作畜牧之事。孔子多才多艺，才能全面，将两件事做得很出色：管财务则账目清楚(“会计当”)，收以平衡(“料量平”)。管田蓄则六畜兴旺，一把好干才！这无疑给季氏留下了好印象。